有一次，去国家图书馆，公交车开到西单的时候，上来一个乞丐，一脸的疲惫与沧桑，背着又大又沉的包裹，他只坐一站地。售票员和司机呵斥他下去，而乞丐就是不下去——他的眼里流露出的是一种无奈的渴求。就在售票员把他往下推的时候，全车的人——包括我自己——没有一个想帮他打一张票，尽管只有区区的一块钱。最后，那个年老的乞丐还是被推下车了，司机像躲避瘟疫似的，迅速关上了车门。
    不久前，几个文友开车到郊区，吃肥牛火锅。远远地，只见一头漂亮的小黄牛拴在那家饭店的门口，常在这家吃的一个文友说，诸位过来看看，想吃哪一块肉，尽管说。他把手指向着头小黄牛。我知道，他的热情是发自内心的，不然他就不会接着这样说了：你们来一次不容易，今天我请你们吃顿活肉。我问什么叫活肉？他说就是这头牛身上的任一块肉，只要是看中，马上就活割……太恐怖了，当时就想走，但又怕扫朋友的兴，最后，还是坐进了包间。但当各种各样的牛肉片一端上来，我比谁都涮得欢。当我打着酒嗝从饭店出来，我是这样安慰自己的，这有什么，不是还有活吃猴脑的嘛。
    自有这种想法，我就知道我的心，不知何时已变硬了。以前——我可是一个连青蛙都不敢捉的人。记得小时候，为了一只小兔子不吃草我会心疼好几天。而现在，我却可以吃“活肉”了。更为可怕的是，心硬就心硬罢了，却总要找冠冕堂皇的理由。平时，在编杂志的过程中，我也接到许多诸如妹妹卖肾为哥哥治病、8岁小女孩为瘫痪母亲撑起一片亮丽晴空之类的稿子……但，看过了也就看过了，也许会有瞬间的感动，我却不会为某一件具体的事儿心疼不已了。现在，我不是怕流泪，而是怕我流不出泪。我是写诗的，我知道，如果双眼成了断流的黄河，那将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
    除了辣椒水之外，以后还有什么事、什么人能让我流泪？如果我的心，连疼的感觉都没有，那不死了吗？也许，我的心还没有死，既然如此，那么让我心疼得那根底线在哪里——在得出答案之前，先让我把我的那颗心，想象成一只有刻度的量杯。进一步的比喻是这样的，总有些事，会像最后冲刺的运动员，撞了某条刻度线，使我心为之一颤两颤三颤……
    有时回来晚了，坐地铁一直要坐到终点站。在穿过那段幽长而晦暗的通道时，总是不由地想，如果这时候，前面有一个歹徒正在对一个弱者实施抢劫，我是偷偷地溜走还是冲上前去？如果我遇到有人不讲道理地打人，我的心能否因那个被打的人而疼上一会儿，并且走上前去制止？面对身外的事，假设我们都事不关己高高挂起，都丧失了心疼的能力，那么，最后的情况肯定是这样的——没一个人能明哲保身。
    朱学勤先生在美国做访问学者时，对一个叫马丁的神父所写的一首悔恨诗，深有感触。那首诗是这样的：起初他们追杀共产者，我不是共产者，我不说话；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我不是犹太人，我不说话；后来他们追杀工会成员，我不是工会成员，我继续不说话；再后来他们追杀天主教徒，我不是天主教徒，我还是不说话；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再也没有认为我说话了。
    这首诗，可能有许多种理解，就连朱先生本人也说：“我回上海后，渐渐在报端上见到人引用这段文字，只是每见一次，就增添新的歧义……”现在，我又引用了，我的理解是这样的：某人现在的遭遇，极有可能使你以后某个遭遇的一次提前演习。
    最后，我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心疼别人（包括动物与植物）吧，因为那就是心疼你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