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9月5日的《南方周末》科学版为我们介绍了一位被冷落了的“当代牛顿”―――爱德华·威顿。对这次数学家大会显示出了极高热情的众家媒体，怎会冷落这样一位“至少和霍金一样伟大”的科学家呢？想来想去，有一个原因怕是不可回避的：那就是这位爱德华·威顿教授太正常了。
    我所指的爱德华·威顿教授的所谓正常，是相对于霍金和纳什而言的。在这次北京国际数学家大会期间，霍金和纳什之所以被围追堵截，我想并不完全由于人们对于他们的理论的热衷，更主要的是由于二人特殊人生经历的传奇性。也就是说，从某种角度来看，科学家们在中国被围追堵截，只能说明一种公众的猎奇心理。绝不能因为所关注的对象是一位科学家，就将这种与追星并无太大区别的热情，误认为是科学的春天就要降临的一种前奏。
    我在想：假使霍金没有瘫坐在轮椅上，而纳什的痛苦经历也没有被好莱坞拿去渲染，那么这两位科学家会不会也如爱德华·威顿那样，受到媒体的冷落呢？我相信是有这个可能的。因为这些伟大的科学家们，一旦剥离了特殊经历的衬托，只留下一大堆复杂的理论时，我们的公众就会感觉索然无味的。而媒体所关注的兴趣点，也就是公众兴趣的一种集合。
    当然，我不是说对科学家的特殊经历产生兴趣是不对的，毕竟一种奇特的人生经历总是会吸引人们关注的目光。但将这种兴趣理解为对科学本身的兴趣，就会误导我们作出一些盲目乐观的判断。
    有人不无忧虑地提出数学家大会之后，我们又该做什么？的确，我们都不想看到一个狂欢之夜过后，竟是一个寂寞的早晨。数学家大会过后我们该做什么呢？我以为首先要做的，是培养社会公众的科学精神。对于科学精神固然有多种角度的阐释，可有一点我想还是能够被广泛接受的：那就是怀疑精神。科学就是在怀疑中成长、壮大的。而在这方面我们是明显匮乏的。记得前些时候从媒体上看到这样一条消息，说有一位小学生对语文书中关于芦沟桥狮子的文章提出了质疑：芦沟桥上的狮子到底有多少只？有人数过没有？怎么就会多得数也数不清呢？……这位天真的孩子怎会明白，这里面还不光是一个数狮子的问题，它还包含了一个深层次的精神问题。
    我们似乎从来都没有缺少过出类拔萃的科学家，我们缺少的只是一种蕴藏于公众之中的普遍的科学精神。所以我们在建构国家科学大厦的同时，更需要做的是一种对公众科学精神的启蒙。就像德国文学家君特·格拉斯在阐释“启蒙”一词时讲的那样，要使大家习惯于“思考已经思考过的东西，直到怀疑还是确信无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