邻家小女英子是个九岁多点儿的三年级小学生，热情奔放稚真可爱。一日晚饭后，英子敲开了我家的门，愁眉不展的样子，手里捧着作文本，说是“请叔叔帮我改一改作文”。因为她的“作文坯子”被老师看好，要参加一个什么比赛，但“还得改一改”，且第二天就要上交，急得很。我看了看小英子的作文，大体是说有一次她跟爸爸去市场上买菜，看到一个年龄和自己相仿的小姑娘在帮卖菜的爸爸收钱找钱。“我”便问这个小姑娘是否上学读书了。小姑娘说没有；小姑娘的爸爸说家里孩子多，上不起学。于是“我”的心里受到很大的震憾，为这个同龄的小姑娘不能像自己一样走进学校的大门而感到不解和悲哀，但却不知道如何帮助她。后来听爸爸说“希望工程”就是为了让这样的穷孩子走进学堂，“我”便央求爸爸带我去为“希望工程”捐了款。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里那个小姑娘扎起了两只小辫儿和自己一起走进了宽敞明亮的教室。
    写到这儿便结束了。在我看来，一个小学三年级的孩子能写到这个程度应该可以了，我很为难地告诉英子说我真的不知道该如何修改，于是便问英子老师提了什么要求，让怎么改。英子说老师让多写一点儿捐款时的思想动机以突出文章的主题。老师还提示说捐款的动机来自于对“希望工程”重大意义的理解。哦，我明白了！老师原来是嫌孩子的“认识水平”太低。但要求一个九岁多点儿的孩子用文字去破解“意义”是不是太超前了点儿？亲眼看到一个上不起学的孩子所产生的同情心难道不比语言符号的“意义”更具驱动力？
    在这里，我看到了某种思维惯性，像夕阳拖出的长长的阴影，挥之不去。在私塾教育时代，幼童自发蒙始，便开始叽哩哇啦背诵儒家的经典，这等于孩子从刚刚懂事时起，便被灌输了一套完整的话语系统，这套话语系统构筑得又是那么完整，从君臣父子孝悌之大行到温良恭俭让之细谨无所不包。你还能指望在这套话语系统中成长起来的人发出自己的声音吗？他们将终生变成一个个静止的文化符号，活在中国的文化字典里。中国几千年的传统社会没有根本性的进步，这恐怕是一个文化根源。因为语言是能统治人的，而且语言对人的统治是一种最结实的统治，它能剥夺一个人的思维空间。20世纪的哲学的一个重大发现，就是把语言对人的统治露骨地揭示出来。这种揭示至少有助于我们认识传统教育和反省现实的教育。我们的教育方针把德育放在首位，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我们必须有适应这个时代的超越传统教育的方式方法，至少不能像私塾教育一样生硬地灌输，否则只能事倍而功半。
    走向现代化的中国也必须用现代性的标准来提升教育思想，这就意味着必须同时抛弃更多的陈旧观念。比如，应该尊重孩子表达自己的自由，不要总是用成人的“成熟”的观念去代替孩子的思考，让他们说自己想说和该说的话，把话语权交给他们自己，因为教育的一个重要目的是使孩子的个性得到充分的发展。愿下个世纪的小学生们不再遇到这样的难题。
    我终于没能为英子“改一改”那篇作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