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位法国对话课教授与中国留学生之间的对话。中国留学生用机智与巧辩捍卫了尊严。下面摘登这场舌战的精彩之处。
    这位中国留学生原为记者，是赴法国巴黎十二大学就读的插班生。当他上第一堂对话课时，教授就毫不客气地向他发出了“挑战”：“作为记者，请概括一下你在中国是如何工作的。”显然，教授已经知道他是记者。记者这个职业本是与政治关系密切的。而这也是更为敏感、棘手、难以回答的。中国留学生面对对方的先发制人，凌厉攻势，采取了画地为牢的基本方法，抓住教授问话中的“概括”一词，用真正“概括”的语言回答了教授并不想知道的问题：“概括一下来讲，我写我愿意写的东西。”
    教授见未能达到目的，接着问道：“我想您会给予我这样的荣幸：让我明白您的首长是如何工作的。”中国留学生用同样的方式答道：“概括一下来讲，我的首长发他愿意发的东西。”全班同学不由“哄”的一下笑起来。这实际是答非所问，无效回答，所以，不能不令人发笑。
    连碰了两个软钉子，教授再一次发“难”——“我可以知道您是来自哪个中国吗﹖”教授的这个问题显然是经过精心策划的一个陷阱。冷静的中国留学生完全摸清了对方的意图，来了个以退为进：“先生，我没听清楚您的问题。”一语既出，使教授不得不作两种选择：一是结束这个对方“不清楚”的问题，草草收场；二是进一步干脆赤裸裸地挑明问题。教授选择了后者：“我是想知道，您是来自台湾中国还是北京中国。”霎时，全班几十双不同颜色的眼睛一齐扫向了中国留学生和一位台湾同学。中国留学生沉静地说：“只有一个中国，教授先生。这是常识。”随后，那位台湾同学在教授和同学们的注视下也慢慢说：“只有一个中国，教授先生，这是常识。”
    这句答话虽简短，却字字千钧。尤其着重强调了“教授”和“常识”两词，言外之意不乏嘲讽：这么普通的常识教授都不知道。这也暗示着自己对此问题的立场不容置疑，也宣告了教授诱人入彀计划的破产。
    教授把话题直接拉到一个更进一步的问题上：“您认为在台湾问题上，该是谁负主要责任呢﹖”中国留学生对这种步步紧逼、层层深入的实质性问题和开门见山、单刀直入的提问方式，反而倒现出一派清朗和幽默轻松的风度：“该是我们的父辈，教授先生。那会儿他们还年纪轻轻哩！”
    教授仍紧追不舍，不依不饶：“依您之见，台湾问题应该如何解决呢？”“教授先生，中国有句古话，叫做‘一人做事一人当’。我们的父辈还健在哩……我们没有权力去剥夺父辈们解决他们自己酿就的难题的资格。”在充满幽默感的笑声中，中国留学生巧妙地化实为虚，把话题全部转移到“父辈”身上，也就把教授问题的犀利锋芒一一化解。然而，教授接着对方“父辈”的话题顺理成章地又是一个凌厉的攻势：“我想，您不会否认邓小平先生该是你们的父辈。您是否知道他想如何解决台湾问题？”中国留学生以不变应万变：“我想，如今摆在邓小平先生桌面的，台湾问题并非是最重要的。”教授马上接问：“您认为在邓小平先生的桌面上，什么问题是最重要的？”中国留学生迅速答道：“依我之见，如何使中国尽早富强起来是他迫切需要考虑的。”答到此，已经意味着关于“台湾问题”的对话的彻底结束，且是以教授的惨败而告终的。
    教授终于孤注一掷地“掷”出一个更大难度的问题：“我实在愿意请教，中国富强的标准是什么，这儿坐了二十几个国家的学生，我想大家都有兴趣弄清楚这一点。”很明显，中国富强的标准很多很杂，短时间根本说不明白。而且，教授又将他们两人的交锋人为地同二十几个国家的学生扯到一起，更使问题变得错综复杂。此时，中国留学生经过了几次的交锋，已经洞悉了教授提问的用心。他站了起来，一字一板地说：“最起码的一条是：任何一个离开国门的我的同胞，再不会受到像我今日要承受的这类刁难。”借“中国富强标准”之题，庄严地郑重地宣告了自己——一个中国人人格的不容侵犯，同时对教授连番的刁难给予致命的一击——尽管也是旁敲侧击，并给这场“刁难”与反“刁难”的舌战画上了句号。
    这场舌战是精彩的。而更精彩的是它的真正结尾：教授离开了讲台走向中国留学生，一只手掌放到他肩上，轻轻地说：“我丝毫没有刁难您的意思。我只是想知道，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国人是如何看待他们自己国家的问题的。”然后，他大步走到教室中央大声宣布：“我向中国人脱帽致敬。下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