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国门的机会不多。许多大事往往只留下了个梗概，而几件小事却历历在目。
    1989年春天，我和一位导演、一位摄影师到苏联参加青少年电影节。在莫斯科乘地铁，我们三个人站在滚动电梯上上行。后面传来说话的声音，回头一看，一个小伙子正对我们示意。我们明白了，他请我们闪开了点，好让他过去。我们急忙靠到一侧。小伙子微笑着说声谢谢，匆匆地向上走去。为了说话方便，我们又站成“一排”。
    莫斯科的地铁很“深”，滚梯也格外长。看着小伙子没有再受到阻碍的背影，我发现电梯上的人都是站在电梯右侧的。这是偶然的吗？后来我再乘滚动电梯的时候就开始注意了，即使是朋友聊天，也是一上一下的。而把左侧留出一条“畅通”的过道。我明白了，在这里，这是一个自觉的习惯。从此，我也自觉地站在右侧。十年了，我一直没有忘记这个学来的习惯。当然，我很少看见有中国人上了滚梯还要走路的。
    还是那次出访的一天早晨，我们三个人洗漱完毕从房间出来，走进饭店的电梯，准备去吃早饭。电梯里站着一位漂亮的女士。从我们进来开始，她就一直目不转睛地看着我的导演朋友。我们有点莫名其妙，心想，反正那位女土也听不懂汉语，就开玩笑地对导演说：“你看，人家总看你，肯定是看你特别有风度。”导演不好意思地笑笑，估计心里也很得意。不料，快下电梯的时候，那位女土朝导演走前一步，用手指着导演的裤脚，嘴里嘟囔着什么。我们这才发现导演的一个裤脚没有翻下来。导演脸红了，急忙把裤脚整理好。一时，我们也有些不自在，刚才我们怎么就没有发现呢？看来，仪表的干净整洁对于前苏联人来说，是格外注重的。那时候，苏联的经济状况很不好，我们经常在街上看见有些老奶奶在卖东西，那可怜的“摊位”只不过是在一个小凳子上摆着孤零零的两个西红柿或者几枝玫瑰花——但那些老奶奶却没有一个是衣冠不整邋邋遢遢的，也没有低三下四乞求别人的感觉。我想，在电梯里那么“热心”地给人纠正仪表的女士未必就是个富裕的人，可在她们的心目中，一个人穿着的整齐干净是多么重要！以至于让她的“热心”忍无可忍。在这里，穷与富绝不是唯一的原因。
    1992年，我们从奥地利回国，在瑞士机场转机。我坐在干净而宽敞的大厅里等候，觉得一切都是那样温馨和安静。突然从前边走来我们的四个同胞，他们走到椅子旁边席地而坐。我正奇怪他们为什么坐在地上，没想到他们居然掏出扑克牌，吆五喝六地打起牌来。大厅里仅有的几位旅客不由得侧目而视，他们却谈笑风生，旁若无人。那一刻，我感到如芒在背，无地自容。没有别的办法，我只好站起来，远远地离开。我当时的想法就是，希望他们不要和我乘同一班飞机。
    我蓦然想起一个“笑话”。在国外的一场知识比赛中，主持人问道，“麻将”是什么？许多国外的青少年居然回答：这是中国人的一种“家庭健身”活动。他们不是嘲弄，他们是认真的，他们不了解中国的事情真是太多了。
    这些都是以前的事情了。现在，我欣喜地看到就在我们这里，也出现了一件件让人“心动”的小事。当一个人走在前面开启一扇弹簧门即将过去的时候，发现有人随后，于是就继续椎着门等后面的人，后面的人也诚恳地表示谢意；我看到在公共场合，人们已经考虑到别人的存在——不再大声喧哗了；我看到许多人的西服袖子上不再有“商标”了；我看到许多人见面的时候都开始说“你好”了；我看到交管部门已经不容许“灰头±脸”的车上路了，尽管你的车很高级，司机也不再轻易按喇叭了……
    但，我还是非常的不满足，因为我们曾是闻名世界的礼仪之邦啊！我们曾是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国度啊！
    我们最尴尬也最不愿意听的就是那句话：嗨！中国人的素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