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犯了错误，有人指出，往往成为一段佳话，但往往也变成一个尴尬。在这佳话和尴尬中，我们可以看到名人真实的一面：或率真，或伪善，或谦和。笔者在多年采访名人的过程中，目睹了许多名人的佳话和尴尬。
    笔者在《李政道文录》的首发式得知，1996年，著名画家吴冠中为中国国际学术会议作了一幅题为“简单与复杂”的画，上有题词云“流光，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李政道在致吴冠中的信中称赞该画“不但有深刻的艺术造诣，而且具有尖锐的科学含义”。李政道还认为题词是一首现代诗人写的现代诗。后来朱镕基总理接见李政道时，李政道谈起此事，朱总理认为题词不是现代诗。事后，朱镕基告诉李政道，这诗的作者是宋代的蒋捷。1998年2月9日，李政道给朱总理写了一封信，并送上《关于控制中国酸雨的紧急呼吁》，封面上又用了吴冠中的那幅画。信中说：“原题经您指正后，才知道是宋代蒋捷的名词（《再过吴江》）……现或可略改几个字（《雨下祖国》）：‘硫雨，硫雨容易使人伤，酸了樱桃，黑了芭蕉。’”这封信就收在了《李政道文录》里。
    李政道作为诺贝尔奖得主，误把古诗当成现代诗，不应该吧？但偏偏成就了一段佳话。事实上，在这之前，笔者虽然没有把“红了樱桃，绿了芭蕉”当成现代诗，但总误以为是李清照写的（事实上李清照写的是“绿肥红瘦”），估计和笔者一样把此事搞混的有不少。
    1995年，有“中国第一字痴”之称的李延良给余秋雨去信，指出《文化苦旅》的多处错误。1996年，余秋雨看到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播出有关李延良的事，猛然想起李延良的信，专门回信感谢李延良的指错，并将李延良的行为与古代“一字师”的典故相提并论。1998年8月，余秋雨的另一部作品《山居笔记》出版时，因为余秋雨的推荐，文汇出版社专门请他当该书第五校的校对。这就成就了当代“一字师”的佳话。
    1998年冬季，季羡林在《新民晚报》发表《漫谈皇帝》一文说：“生长于高墙宫院之内，养于宫女宦贤之手，对外面的社会和老百姓的情况，有的根本不知道，或者知之甚少，因此才能产生陈叔宝‘何不食肉糜’的笑话。”
    1998年11月17日，著名学者钟叔河在《新民晚报》发表《陈叔宝和司马衷》一文指出季羡林文章的错误：“老百姓断了粮，却怪他们为什么不吃清蒸狮子头，的确荒唐可笑……但笑语的主角却是司马衷而非陈叔宝。这两个皇帝年纪相差多年，中间还隔了东晋、宋、齐、梁、陈四朝代。”
    钟叔河还在文章中说：“写随笔不必查书，误记一两人名是难怪的。我自己在《记成都》文中，即曾把刘长卿的一首诗误以为是刘禹锡作。写这则小文，只是对陈叔宝司马衷的事感兴趣，借此谈上几句，凑凑热闹。”1998年12月28日，季羡林接受笔者采访时说：“我错了。”
    可以说，这件事，钟叔河认真纠错而没有嘲讽，季羡林诚恳认错而没有辩解，由此演绎出一段文坛佳话。
    而季羡林虽然和别人演佳话，但同样和别人演尴尬。90岁的季羡林做梦都没有想到，他会因为语言文字工作而被人推上法庭被告席。事情的缘起是，还是那个李延良写信告诉季羡林，《季羡林自传》有20多处错误，季羡林并没有认错，而在一篇文章中称李延良为“食今不化”。于是李延良把季羡林推上法庭被告席。原告李延良尽管在这起诉讼中一审败诉，但他并没有就此罢休，他要出版《点校季羡林两本书》，以讨个公道。
    尴尬人难免尴尬事。名人也难免尴尬事，往往在尴尬事里看出一个人最本质的面目，这也是名人享尽名利之后付出的一点小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