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心理学家詹巴斗曾进行过一项有趣的试验：把两辆一摸一样的汽车分别停放在两个不同的街区。其中一辆完好无损，停放在帕罗阿尔托的中产阶级社区。而另一辆，摘掉车牌、打开顶棚，停放在相对杂乱的布朗克斯街区。结果怎么样呢？
    停在中产阶级社区的那一辆，过了一个星期还完好无损；而打开车棚的那一辆，不到一天就被偷走了。后来，詹巴斗把完好无损的那辆汽车敲碎一块玻璃，这辆车仅仅几个小时就不见了。
    以这项试验为基础，由此美国政治学家威尔逊和犯罪学家凯林提出了一个“破窗理论”。他们认为：如果有人打坏一栋建筑上的一块玻璃，有没有及时修复，别人可能接收到某种暗示性的纵容，去打碎更多的玻璃。久而久之，这些窗户就会给人造成一种无序的感觉，在这种麻木不仁的氛围中，犯罪就会诞生蔓延。
    纽约市在20世纪60年代的时候，真是无处不抢，无日不杀，人们在大白天走在马路上也会害怕。纽约的地铁更不用说了，车厢凌乱，到处涂满了污言秽语，坐在地铁里，人人自危。这一切都使得外地人对纽约谈虎色变，不敢只身去纽约。
    纽约市交通警察局局长布拉顿在给《法律与政策》杂志写的一篇文章中谈道：“地铁无序和地铁犯罪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蔓延。那些长期逃票的、违反交通规则的、无家可归的、骂街的、站台上非法推销的、墙壁上涂鸦的……所有这些加在一起，使得整个地铁里弥漫着一种无序的空气。我相信，这种无序就是不断上升的抢劫犯罪率的一个关键动因。因为那些偶然性的犯罪，包括一些燥动的青少年，已经把地铁完全看成是可以为所欲为、无法无天的场所了。”
    布拉顿采取的措施是号召所有的警察认真推进有关“生活质量”的法律，他以“破窗理论”为师，虽然地铁站的重大刑案不断增加，他却全力打击逃票。
    结果发现，每七名逃票嫌疑犯中，就有一名是通缉犯，每二十名逃票嫌疑犯中，就有一名携带武器。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从抓逃票开始，地铁站的犯罪率竟然开始下降，治安大幅好转。
    1994年1月，布拉顿被任命为纽约市的警察局长，升为局长以后，布拉顿开始把这一理论推广到纽约的每一条街道、每一个角落。
    “警局的最高领导居然要关心街头那些‘毛毛雨’犯罪，这在纽约市是史无前例的”，马里兰大学政策研究专家沙尔曼感慨地说。
    但是，事实就是如此，在“破窗理论”的指导下，纽约市的治安大幅好转，甚至成为全美大都会中，治安最好的城市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