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材料一：
    诞生于五四时期的新诗，关于“大和小”的争论一再出现：新诗应该介入历史现实的“大”呢，还是独抒性灵的“小”？
    诗歌有宏大之美，也有细小之美。杜甫《登高》《望岳》可谓宏大，《客至》《见萤火》当属细小。诗可以微小，细小，但不能狭小，渺小；诗可以重大，宏大，但不能空大，疏大。诗无论大小，都要植根于诗人自我的生命体验之上。
    正大是杜甫诗歌的重要特点。他被称为“诗史”，就是因为与天下兴亡密切相关。写社稷安危的，天下大事的，皇帝大臣的，边关战事的，这些叙述不可谓不大，但又绝不超出他个人的生命体验。“国破山河在”“烽火连三月”大，但“泪”“心”“家书”“白头发”“不胜簪”这些都是切切实实的小。杜诗不管走多远，看多广，探多深，最后都能回落到灵与肉。他那些隐逸的、非介入的抒写，萤火、蚂蚁、桃树、古柏、新松，不可谓不小，但它们会与诗人的生命密切联系在一起，物中有人，融入自己的感情，这是他能以小见大的秘密。因此，诗的大小并不以题材论。并非写国家、写社会、写世界就大，也并非写个人、写身体、写日常生活就小。诗的大小关键还在思想境界。
    （摘编自师力斌《不废江河万古流——杜甫诗歌对新诗的启示》）
    材料二：
    “风骨”在刘勰的阐释中，主要指作品中蕴含的精神气质和文辞气韵。此后，“风骨”既含有道德修养、人格气质方面的内涵，亦成为诗歌辞章的一种审美标准，被盛唐诗人所崇尚与延续。在历史的变迁中，“风骨”不断融入中华传统文化，滋养着一代又一代人。然而，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诗歌界充斥着低俗、粗俗、媚俗之作，这样的诗作缺乏“风骨”。因此，新诗急需反躬自省，重新建构“风骨”，延续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与诗歌气韵。
    继承与发扬风骨的关键在于诗人要有风骨，具体而言则是指诗人应秉持使命感与责任心。诗人应有杜甫“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悲悯情怀，应有陆游“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的家国情怀，应有王冕“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的正气。被誉为“二十世纪中华诗魂”的艾青一生心系大堰河那样的劳苦大众，曾写出《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等忧国忧民的诗作，这正是使命感与责任心的体现，是中国风骨在现代诗人身上的延续。然而当下许多诗人沉溺于写“小我”的日常琐碎、鸡毛蒜皮，缺乏时代风骨，究其原因在于缺乏作为诗人的使命感与责任心。
    其次，诗歌在内涵上需要建构中国风骨。自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虽然不少诗歌在内容上所呈现的是自恋与矫情的“小我”情绪，成为日常生活的流水账记录，轻浅琐碎，没有思想、内涵和意义，但是，艾青《我爱这土地》一诗中浓厚的家国情怀，曾卓《悬崖边的树》一诗中那种坚忍不拔的精神，食指《相信未来》一诗中蕴含的坚定信念，吉狄马加《我，雪豹……》中对人类生态、人与自然关系的忧虑，正是现代风骨的典型特征。新时代的新诗需要延续中国风骨的血脉，创作出充满正气、具有崇高感的佳作，建构新时代的诗歌风骨。
    此外，新诗在语言文辞方面亦需要有“风骨”。刘勰认为：“若风骨乏采，则鸷集翰林；采乏风骨，则雉窜文囿。”这句话清楚地阐释了“风骨”与“辞采”之间的密切关联。自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一些诗作不讲究文辞，直白浅近，“风骨”荡然无存。跳跃性、非逻辑性、写意性、含蓄、凝练、雅致等作为诗歌语言的特质，需要新诗语言在不断的锤炼和打磨中形成。唯其如此，新诗才能传达出内在的精神风骨和新时代气韵。
    （摘编自罗小风《新时代诗歌需要中国风骨》）
    材料三：
    几千年的中国古典诗歌到了现代发生了巨变，“变”是新诗的根本。一些论者认为，新诗的新，就在于它对旧诗的瓦解，新诗是一种没有根基、不拘形式、随意涂鸦、自由变化的艺术。
    其实，“变”中还有一个“常”的问题。新诗的“变”和中国诗歌的“常”联系在一起。诗既然是诗，就有它的一些“常态”的美学元素。无论怎么变，这些“常”总是永远存在的，它是新诗之为诗的资格证书。中国诗歌的“常”来源于又外在于古典诗歌，活跃于又隐形于现代诗歌当中。重新尊重这些“常”，是当下新诗拯衰起弊的前提。
    在诗歌精神上，中国诗歌从来以家国为上。气不可御的李白，沉郁顿挫的杜甫，纯净内向的李商隐，哀婉悲痛的李煜，愁思满怀的纳兰性德，虽然他们的艺术个性相距甚远，但是他们的诗词总是以家国为本位的。他们对个人命运的咏叹，常常是和对家国兴衰的关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中国诗歌的评价标准讲究“有第一等襟抱，才有第一等真诗”，以匡时济世、忧国恤民的诗作为大手笔。这是中国诗歌的一种“常”。在现代社会，尽管现实多变，艺术多姿，但这个“常”是难以违反的，是优秀的新诗作品必须尊重的“常”。诗之为诗，在审美标准上也有一些必须尊重的“常”。以为新诗没有艺术标准，无限自由，是一种危害很大的说法。凡艺术皆有限制，皆有法则。歌德在《自由和艺术》说：“在限制中才能显出身手，只有法则能给我们自由。”中国古典诗歌是格律诗传统，而格律诗的审美要义就是诗对形式和音乐性的寻求。从古朴典雅的《诗经》和汪洋恣肆的《离骚》开始，乐府诗、绝句、律诗、词曲都离不开和音乐的联姻。注重听觉，注重吟诵，因而注重格律，这是中国古诗的“常”。徐志摩在他的《翡冷翠的一夜》加强了形式感和音乐性，闻一多认为这是徐诗“一个绝大的进步”。形式感和音乐感，这是评判优秀的新诗作品的基本标准。
    新诗，新其形式需是诗。在“变”中继承“常”是非常重要的。
    （摘编自吕进《新诗的“变”与“常”》）

【问题】
    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杜甫诗歌之所以能以小见大，是由于他能将小的题材与自己的生命体验密切联系在一起。
    B.新诗重新建构“风骨”，要讲究文辞，重视“辞采”，在锤炼和打磨中形成诗歌语言应有的特质。
    C.古代诗人虽然艺术个性相距甚远，但创作时总把咏叹个人命运和关注家国兴衰紧密联系在一起。
    D.材料二和材料三都认为新诗创作不能脱离传统，而应继承古典诗歌中蕴含的文化精神。
    2.根据材料，下列说法正确的一项是（    ）
    A.杜甫的诗歌创作实践给新诗创作以启示，诗歌的大小关键在于思想境界，不在于诗歌题材的大小。
    B.如果诗人本身没有秉持使命感与责任心，其诗歌作品就会低俗、粗俗、媚俗，缺乏时代“风骨”。
    C.现代社会现实多变，艺术多姿，诗人要写出优秀的作品，必须传承古典诗歌中以家国为上的诗歌精神。
    D.新诗创作不能无限自由，应有一定的限制和法则，要把注重格律，讲求形式感和音乐感作为基本标准。
    3.下列说法中，可以作为论据来支撑材料三观点的一项是（    ）
    A.“任何继承都是批判性继承，继承都是为了发展，都是为了改变当今世界的诗歌格局和面貌。”
    B.“一个真正优秀的诗人应该责任在肩，道义在胸，他的作品应该与时代紧密相连，与家国唇齿相依。”
    C.“形式和内容并不是对立的，诗歌思维的跳跃性往往正是靠节奏的跳跃顿挫这个外在形式来凸现的。”
    D.“汉语之有平仄，是现实，也是优势。我们完全可以利用这个优势，使我们的诗歌更加接近于音乐。”
    4.材料三在论证上有什么特点？请简要说明。
    5.新诗创作对当代诗人提出了哪些要求？请结合材料一和材料二简要概括。

【参考答案】
    1.C
    2.A
    3.B
    4.①在论证结构上，采用总分总结构；②在论证方式上，立论与驳论结合；③在论证方法上，运用了例证法、引证法。
    5.①创作要根植于诗人自我的生命体验。②诗人要有风骨，秉持使命感与责任心。③作品充满正气、具有崇高感。④要重视辞采，锤炼和打磨诗歌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