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读曹禺女儿万方所写的《我的爸爸曹禺》，其中提到曹禺有一次向她吐露真情，提及想成为托尔斯泰，她记录下来后，一日给父亲看，谁知曹禺看了后竟“急得一夜没睡好”，辩白说：“你呀，你真是害了我，我想当托尔斯泰，这不成了天大的笑话，就曹禺，还想当托尔斯泰？”万方便说：“你想当。”把“想”字用力地强调出来，意思是，没说自己就是列夫·托尔斯泰了，只不过是想当，想想而已。但曹禺对此仍然战战兢兢，不敢承认，更反对将此心愿公开，最后宣称，如公开了，他便会说，都是当编辑的女儿瞎编的。
    感谢万方将曹禺的这一宏愿公诸于世。曹禺不仅有想当列夫·托尔斯泰的天赋权利，而且应当说，他也本是具有成为列夫·托尔斯泰的潜质的。他那写于20岁出头的《雷雨》或许确实还不免幼稚，后来的《日出》便圆熟多了，及至《北京人》，应当说不仅已具有了个人的风格，也相当有深度。《家》虽是根据巴金原著改编的，但大大地升华了原著，艺术上非常地完整；《原野》或许不能算太好，但那才气的横溢，可谓咄咄逼人。到20世纪40年代又有《蜕变》，并在香港自编自导了电影《艳阳天》，都是不可小觑的力作。如果将这旺盛的创作势头恣肆下去，坚持几十年不中断，想当托尔斯泰不仅合情合理，也未必就不能成为事实！
    曹禺后半生的创作，相对于青年时代不仅数量上锐减，为人称道的程度也大不如前。而且，一个原是生龙活虎、具有天马行空般的艺术想象力的大才子，逐渐地变得没有自信，谦虚得没有道理，甚至于真诚地自轻自贱，偶尔向至亲骨肉透露了终生宏愿，或至少是终生的遗憾，却又害怕一旦“泄露”，招致“天大笑话”的讥讽。这真是一代才子的大悲剧啊！
    曹禺后期创作力的衰退，原因当然不止一端，这里只是想说，如果连曹禺这样的人“想当托尔斯泰”自我心理上都必得承受着万钧“罪感”，那可真是太没有意思了！
    忽然又想到丁玲，当年批判她，罪状中的一条便是她在自己家里墙上挂照片，把自己的照片和列夫·托尔斯泰的画像挂在了一面墙上。当年的丁玲正处在创作旺盛期，佳作迭出，且有望继续喷发，如果她宣称自己“想当托尔斯泰”，实在是我们这个民族应拍手称快并大力扶植，使其终能如愿的一桩大好事！可是在批判“丁、陈反党集团”时，她那将自己的照片与列夫·托尔斯泰画像挂在了一面墙上的行为，却被作为了她的狂妄悖谬的“铁证”。
    连丁玲、曹禺，都容不得他们“想当托尔斯泰”，可想当时是怎样的一种“人文氛围”啊！
    我们当然要提倡谦虚谨慎，当然不支持任何不自量力的妄想奇行，但是我们有的时候是不是也太压抑个人的自信心与创造豪情了？那时，我们总埋怨文学家，说他们里头怎么就出不了煌煌文豪。这埋怨可能有一千条一万条“道理”，然而，我非常希望能像现在这样允许中国的文学家公开地说出他们“想当托尔斯泰”、“想当曹雪芹”，并且不给他们以“罪感”的压抑，不呵斥他们为“可笑”，不批判他们为“狂妄”，而是给他们以鼓励、以鞭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