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是知识的重要载体，常比做养料、良药、阶梯、翅膀、阳光、朋友、伴侣、导师等，这些比喻都不过分。社会发展中，书不能缺少，否则将不可想像。关于书的锦言，读不完，用不竭。这是事物的一方面，也是重要方面。
    然而它的另一方面，却不该忽视，那就是2300年前，孟子提出的重要命题“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引文中的“书”，原指《尚书》，即《书经》。这位老先生读《尚书·武成》篇时，对武王伐纣“牧野之战”中“血流漂杵”（鲜血将捣米的大槌漂起来）一语产生怀疑。孟子虽崇信《尚书》，但却认为上述记载不是事实，不可“尽信”（全信），故有“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之说。后来，人们将该命题的“书”外延成普通的书。
    中外书籍的历史反复证明这个命题不仅正确，而且带有哲理性，不断指导人们的实践。
    二十四史记录许多久经考验的史实。从中看到相应朝代的历史面貌，在中外史书中享有盛誉，一直以“信史”相称。然而大量事实证明，并非每句话、每件事情都可以大胆相信。浮夸冗滥，阿谀奉承者有之；枉屈失实，荒诞不经者有之；琐细无聊，虚美滥誉者有之；私情恩怨，任意予夺者有之……如班固《汉书》，在二十四史中可谓上乘。然而当代史家陈直指出2000余条需要“新证”，包括失实、错误。一代文宗欧阳修等撰写的《新唐书》是“文直事核”的“良史”。但该书完成后。年轻史家吴缜便指出“讹文谬事，历历具存”，多达460条。当代人记载当代中事情，要受到种种局限。历代封建统治者，总要掩盖自身的阴暗丑陋，而夸耀文治武功。基于此，《哀册》、《祭文》、《墓志铭》、《神道碑》，乃至《实录》等，虽记录些可信材料，但普遍带有粉饰之偏。读者对这些当代人记录的材料，应格外注意。
    伯乐儿子拿着《相马经》到处寻找千里马，一无所得。赵括熟背兵书，死搬教条，结果数十万赵军被坑杀。中国革命一度恪守本本，损失颇大，牺牲特多。这些“尽信书”的读者，目光短汽，充满偏见，频频误事败事。从这个角度言，无书，固然没有书本知识，但在实践中可逐渐获得知识。“尽信书”者比他们更难接受真理。
    读书，特别是治学，应吸取“尽信书”的教训。为此，可能触犯权威、神明、传统、习惯……但需要有志气、勇气和骨气。如此。才能解放思想，大踏步前进。
    仅读一本书，接近无知；只读一家书，过于单调；尽读一派书，存在危险。这种做法，只能知道一种声音、一类调子。以此判断事物，仍摆脱不掉固有的窠臼，易于使思维教条、片面乃至僵化。为此应该读诸家书、各派书，甚至包括佚文、野史、笔记等。进而对比、鉴别，以便弃劣选优，克服“尽信书”的毛病。
    考辨是治学的根本方法之一。书里常常是瑕瑜互杂-。一对错难分。不善于考辨．不足以辨真伪、识对错。通过考辨，可以决定信与不信，信多少，弃多少。
    只要本本主义存在；迷信书的意识不灭，孟子的上述命题就不可能失掉生命力。在今天，仍然具有它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