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有没有诗学？我以为是有的。它比任何个人所主张的都要简单得多，也坚定得多，因为它是不可动摇和改变的。这个诗学便是——生命与诗歌的统一。这是最公平的，也是最残酷和最难的，它区别出了历史上一切诗人的根本分野：一切平常的诗人，都只是用手、用纸和笔来完成他们的作品的；而伟大的诗人则是“身体写作”——是用生命和他全部的人格实践来完成他们的写作的。这决定了一个重量级的诗人和一般的写作者之间最本质的区别。某种意义上这是先验和不可追比的，有“不可选择性”的。诗歌史的经验印证了这个道理：一个不朽的诗人，他的人生与他的写作永远是一体和“互为印证”的，这就是上帝那不可动摇的生命诗学和人本诗学。
    很难设想，屈原的《离骚》和他的愤而投江是可以拆开的——如果不是写出了伟大的《离骚》，就不会有勇气做出那样悲壮的对命运的一击；反过来说，如果不是这样一个敢于反抗命运和可以面对“自由而主动的死”（尼采语）的屈原，怎么会写出这样不朽的诗篇？伟大的人格才能创造出伟大的诗篇，不可能有一个人格上鄙琐的人，会写出这样不朽的作品，这是很简单的道理。
    也很难设想，写出那么多浪漫诗篇的李白和喜欢喝酒的李白是可以分开的，没有最后那个喝得烂醉如泥溺水身亡的李白，也不会有我们心中作为“诗仙”的李白；同样，如果不是在一生的写作中都这样对酒情有独钟的话，最后也不会落了个“醉生梦死”的结局，当然也不会这样在我们心中唤起浪漫和超迈的情怀。全部的弱点和所有值得骄傲之处，都是这样紧密地联在一起，不可分割。离开了酒，李白就称不起“酒神”和“谪仙”，所谓“盛唐气象”也就是另外一个样子了。
    他用自己的生命，实践了他自己的预言：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
    中国人在这方面是很明白的：“屈原放逐，遂有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文章憎命达，诗穷而后工。一个人承受命运的多少打击，艺术就返还给他多少；相反，一个人从仕途经济中获得多少，艺术最终就从他那儿拿走多少，历史上这样的例子太多了，即便是放在同一个人身上也是如此：当他置身逆境之中时，他的作品也就越现出高迈的思想与艺术品质，反之，则会走向萎靡和堕落。如果李白是一直呆在宫中受宠于皇帝的话，就不是现在的李白了——当然，这是不可能的，李白一定是“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李白，他的诗歌和他的高傲禀性是互相确证的，是“先验”和无可更改的。
    曹雪芹如果一直是生活在衣食无忧的环境之中时，也就不会有一部伟大的奇书问世了，那对人类来说，该是多么无可弥补的憾事。一个人承受悲剧，却让人类的文明从此改变了结构和分量。这是上帝的意志和苍天的馈赠，除此，别无另外叫人信服的解释。
    浪漫主义时代的诗人们都是用自己非凡的生命实践来完成写作的，所有的诗人都如彗星那样一闪而过，茨威格曾说，十九世纪的上帝似乎对那些才华横溢的青年并不欣赏，没有一个不是夭折在人生的中途以前。普希金好像是最大的，也只活了三十九岁，拜伦只活了三十六岁，雪莱、济慈、海涅、莱蒙托夫等等甚至都没有活过三十岁。上帝对他们太苛刻甚至残酷了，他几乎是制造了一个诞生和扼杀天才的血腥的时代。但有什么办法呢？如果是让他们的人生慢慢活，像这世界的大多数人一样，那样的速度只会产生庸才，而不会诞生出彗星式的诗人。一旦危险降低，速度降了下来，诗歌将会变成另外的东西。
    上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