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叔本华在《作为意志与表象的世界》一书中写道：“讽喻是这样一种艺术，它所意味的是与它所描绘的不同的某种东西”。这和昆提连所谓“言在于此而意在于彼”的描述大致是吻合的。但叔本华不赞成在除文学以外的其他艺术，尤其是绘画等造型艺术中使用“讽喻”，因为“讽喻”使人离开“直观的表象而转移到一个完全不同的、抽象的、非直观的、完全外在于艺术的东西上去。”对于诗歌，讽喻是“很可容许的”。诗歌使用的媒介是语言。语言是一种抽象的符号，读者必须借助自己的想象才能使其转化为具体的形象。在这一转化过程中，讽喻就可以发挥积极的功用。“在一首诗的结构中，可能有些概念和抽象的思想是不可缺少的，尽管它们自身直接地全无直观看到的可能，这就要用一个隶属于这个概念的例子使它可以直观地看到。”讽喻就属于这种隶属于某一概念的例子。
    王国维在《叔本华之哲学及教育学说》中介绍叔本华的上述观点时，把“比兴”翻译为“讽喻”，他确信二者之间存在一种意义的等值性，如二者都具有某种譬喻的性质，都呈现出某种“文本与意义的双重结构”。于是，西方的“讽喻”借助中国的“比兴”从客方语言进入主方语言，完成了两种语言之间符号意义的交换。
    在叔本华的美学里，“讽喻”惟一合理的功用是赋予某种抽象的观念以具体可感的形象。在讽喻的喻意和喻旨之间，一端是某一抽象和普遍的观念，另一端则是体现这种观念的个别的具体的形象。西方讽喻的“双重结构”主要是由这种一般和个别的关系构成的，所以弗莱在《批评的剖析》中就依据这种关系来区分象征和讽喻。他指出：象征的特征是“从实际事物的意义开始并向外部的观念和命题发展”，而讽喻则相反，它“从观念开始，然后努力去找到一个具体的意象来表现它”。
    王国维用“讽喻”的方式来理解“比兴”，认为在某一具体的意象背后必定寓含着某一普遍的观念和情感。在中国古代也有批评家企图把某种物象和它的意义固定下来，构成某种物象类型，但是这类书籍通常为诗人所不屑。在“比兴”中，物象与意义的关系既存在某种规范又是灵活多变的，如施补华便指出：“三百篇比兴为多，唐人犹得此意。同一咏蝉，虞世南‘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是清华人语；骆宾王‘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是患难人语；李商隐‘本以高难饱，徒劳恨费声’，是牢骚人语，比兴不同如此。”三首诗都是借蝉托兴，但所托之意却是判然不同的。而要辨别同一物象背后所包含的复杂的情感，则只能通过对诗人特殊的历史语境和人生际遇的细心探求才能有所体察。王国维所理解的“比兴”，是一种“讽喻”式的比兴，这种“比兴”是一种强化诗歌形象性的艺术手法，但是这种理解却最终使王国维与中国诗歌中一些重要的传统和价值擦肩而过。在研究中国文学的时候，“讽喻”并不能取代“比兴”。

【问题】
    15.下列对“对于诗歌，讽喻是‘很可容许的’”理由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
    A.诗歌须借助读者的想象使语言转化为具体的形象，对此“讽喻”可发挥积极的功用。
    B.诗的结构中某些不可缺少的概念和抽象的思想，可以借“讽喻”使其直观地看到。
    C.“讽喻”用个别、具体的形象来表现某一普遍的观念和情感，可强化诗歌的形象性。
    D.“讽喻”呈现出一种“双重意义的结构”，有利于诗人寄寓复杂的人生际遇之感。
    16.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恰当的一项是（3分）（    ）
    A.叔本华不赞成在绘画等造型艺术中使用“讽喻”，因为“讽喻”会影响其直观的真实性。
    B.因为“比兴”和“讽喻”都具有某种譬喻的性质，所以王国维认为此二者之间存在一种意义的等值性。
    C.“讽喻”是从观念开始去寻找表现它的具体意象，而“象征”是从具体的形象开始去发展其外部的观念。
    D.用“讽喻”的方式来理解“比兴”，忽略了诗人写作时特殊的历史语境，难以对诗中所表现的复杂情感作出历史性的理解。
    17.结合全文，概括“讽喻”不能取代“比兴”的原因。（6分）

【参考答案】
    15.D（错在“有利于诗人寄寓复杂的人生际遇之感”。“讽喻”表现普遍的情感，不寄寓诗人特定人生际遇下的个人特殊的情感。）
    16.B（强加因果）
    17.①西方的“讽喻”用个别、具体的形象来表现某一普遍的观念和情感，形象背后的观念和情感是固定的；②而中国诗歌中的“比兴”，物象与意义的关系既存在某种规范，又是灵活多变的，同一物象可以表达境遇不同的个体复杂的情感。③虽然两者都呈现出“文本与意义的双重结构”，但在具体的物象与意义的关系的理解上存在着不同文化的差异。用“讽喻”来取代“比兴”，不利于我们观察、研究中国文学特有的现象。（每点2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