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铭箴

发布时间:2012年8月2日  更新时间:2024年5月29日
作者:刘勰  文章ID:4471  浏览:
【原文】
    铭箴
    刘勰
    昔帝轩刻舆、几以弼违;大禹勒筍簴而招谏;成汤盘盂,著“日新”之规;武王《户》、《席》,题必戒之训;周公“慎言”于《金人》;仲尼“革容”于欹器。则先圣鉴戒,其来久矣。
    故铭者,名也,观器必也正名,审用贵乎盛德。盖臧武仲之论铭也,曰:“天子令德,诸侯计功,大夫称伐。”
    夏铸九牧之金鼎,周勒肃慎之楛矢,“令德”之事也;吕望铭功于昆吾,仲山镂绩于庸器,“计功”之义也;
    魏颗纪勋于景钟,孔悝表勤于卫鼎,“称伐”之类也。若乃飞廉有石椁之锡,灵公有蒿里之谥;铭发幽石,吁可怪矣!
    赵灵勒迹于番吾,秦昭刻博于华山;夸诞示后,吁可笑也!详观众例,铭义见矣。
    至于始皇勒岳,政暴而文泽,亦有疏通之美焉。若班固《燕然》之勒,张昶《华阴》之碣,序亦盛矣。蔡邕铭思,独冠古今。桥公之《钺》,吐纳典谟;朱穆之《鼎》,全成碑文,溺所长也。至如敬通杂器,准矱戒铭,而事非其物,繁略违中。崔骃品物,赞多戒少;李尤积篇,义俭辞碎。蓍龟神物,而居博弈之中;衡斛嘉量,而在臼杵之末:曾名品之未暇,何事理之能闲哉!魏文九宝,器利辞钝。
    唯张载《剑阁》,其才清采。迅足駸駸,后发前至;勒铭岷、汉,得其宜矣。
    箴者,所以攻疾防患,喻针石也。斯文之兴,盛于三代。夏、商二箴,余句颇存。及周之辛甲百官箴一篇,体义备焉。迄至春秋,微而未绝。故魏绎讽君于后羿,楚子训民于“在勤”。战代以来,弃德务功,铭辞代兴,箴文委绝。
    至扬雄稽古,始范《虞箴》,作卿尹、州牧二十五篇。及崔、胡补缀,总称《百官》,指事配位,鞶鉴可征,信所谓追清风于前古,攀辛甲于后代者也。至于潘勖《符节》,要而失浅;温峤《傅臣》,博而患繁;王济《国子》,引广事杂;潘尼《乘舆》,义正体芜:凡斯继作,鲜有克衷。至于王朗《杂箴》,乃置中、履,得其戒慎,而失其所施。观其约文举要,宪章戒铭,而水火井灶,繁辞不已,志有偏也。
    夫箴诵于官,铭题于器,名目虽异,而警戒实同。箴全御过,故文资确切;铭兼褒赞,故体贵弘润。其取事也必核以辨,其摛文也必简而深,此其大要也。然矢言之道盖阙,庸器之制久沦,所以箴铭异用,罕施于代。惟秉文君子,宜酌其远大焉。
    赞曰:铭实表器,箴惟德轨。有佩于言,无鉴于水。秉兹贞厉,敬言乎履。义典则弘,文约为美。
【译文】
    相传从前轩辕黄帝在车厢、案桌等物上雕刻铭文,用以帮助自己警惕过错;夏禹曾在乐器架上雕刻铭文,表示希望听取他人的意见;商汤王的《盘铭》,提出“一天要比一天新”的规劝;周武王的《户铭》、《席四端铭》等,写了必须警戒的教训;周公在《金人铭》中,强调“语言要谨慎”;孔子在鲁桓公庙中,见到欹器而激动得变了脸色。可见先代圣贤,长期以来就注重鉴戒了。
    铭,就是名称,观察器物必须了解它的名称。正定名称而明确其作用,是为了重视言行谨慎这种美德。鲁国的臧武仲论铭曾说:“写铭文,对天子应以颂扬其美德为主,对诸侯应以肯定其功绩为主,对大夫则只能称赞其征伐的劳苦。”
    如夏代帝王有德,九州的首领便送上金属,铸成金鼎;周代帝王为了传示其美德于后代,便在肃慎国送来的箭上雕刻铭文。这就是关于颂扬美德的例子。吕望辅助周武王的功绩,曾用金属铸成铭文;仲山甫辅佐周宣王的功绩,也曾刻在周代的记功器上。这就是关于肯定功绩的例子。
    晋国魏颗的战功,曾刻在晋国的景公钟上;卫国孔悝祖先勤于国事的功劳,曾记在孔悝的《鼎铭》中。这就是只称征伐之劳的例子。至如说飞廉得到天赐的石椁,卫灵公得到黄泉之下的谥号;铭文竟出现在地下的石椁上,这就太奇怪了!
    又说赵武灵王曾派人在番吾山上刻他的大脚印,秦昭王叫人在华山上刻了个大棋局:都是用虚夸不实的铭刻来显示后人,这就很可笑了!仔细看看以上正反两面的例子,铭文的意义就很清楚了。
    到秦始皇时,有《泰山》、《琅玡台》等山岳的刻石,虽然秦代政治残暴,这些刻石的文辞却较为润泽,也还有其畅达之美。到了汉代,如班固的《封燕然山铭》,张昶的《西岳华山堂阙碑铭》,其序文也写得很长了。蔡邕的铭文,更是独冠古今。如歌颂桥玄的《黄钺铭》,模仿《尚书》;歌颂朱穆的《鼎铭》,就完全写成碑文了;这是蔡邕惯于写碑文的原因。至于冯衍所写刀、杖、车等杂器的铭文,虽取法周武王,却写得事不称物,详略不当。此外,崔骃品量器物的铭文,赞颂多而警戒少;李尤写的大量铭文,内容单薄,文辞琐碎。他把蓍龟之类神物的铭文,和戏玩的《围棋铭》搀杂在一起;把写衡量器的《权衡铭》,放在关于杵臼的铭文之后。李尤在品量器物名称上,还没有来得及做好,怎能熟知事物的道理呢!
    曹丕写了九种宝物的《剑铭》,所讲的刀剑是锐利的,文辞却很平钝。只有张载的《剑阁铭》,写得清明而有辞采。他的铭文有如快马疾驰,后来居上;晋武帝下令把《剑阁铭》刻在氓山、汉水之间,那是得到适当的处置了。
    箴,就是针刺,用以批评过错,防止祸患,好比治病的石针。这种文体兴起后,盛行于夏、商、周三代。《夏箴》和《商箴》,还留下几个残余句子。周代的辛甲,要求各种官吏都写箴辞,用以针刺天子的过失。其中只有《虞人之箴》一篇,箴体的格式和内容都比较完备。到春秋时期,这种文体逐渐少起来,但还未衰绝。所以晋国魏绛曾用《虞人之箴》中讲的后羿,来讽谏晋君;楚庄王曾用“民生在勤”等话来箴戒国人。战国以后,抛弃道德,专求有功;因此,铭辞代之而兴,箴文就基本上绝迹了。
    到了汉代,扬雄考古,才模仿《虞人之箴》,写了卿尹、州牧等各种官吏的箴文共二十五篇。后来崔驷、胡广等又加以补写,总称为《百官箴》。按照不同的官位,提出应该箴戒的事项,充分发挥鉴戒的作用,这就可说是学习古人的清风,继承辛甲的做法了。汉末潘勖的《符节箴》,比较简要,却失于肤浅;东晋温峤的《侍臣箴》,内容广博,却过于繁杂;西晋王济的《国子箴》,虽然旁征博引,内容却很贫乏;潘尼的《乘舆箴》,内容正确,但又写得过于芜杂:所有这些相继出现的作品,很少写得恰到好处。至于魏国王朗的《杂箴》,把头巾、鞋子也写了进去,虽也有了戒慎的意义,但在箴中写这种东西是不恰当的。《杂箴》的文词简明扼要,是学周武王的铭写的;但它写一些水火井灶之类,就显得拉杂不已了,这是立意不正造成的。
    箴是官吏对帝王讽诵,铭是用来品题器物,它们的名称和用途虽然不同,但引起警戒的作用是一致的。箴主要用来抵御过失,所以文词必须准确切实;铭则兼有褒扬赞美的作用,因此,其篇体以弘大润泽为贵。总的来说,铭和箴所讲的事,都必须确实而清楚明白;所用的文词,都必须简要而深远。这就是铭箴二体在写作上的基本要求。但由于说直话的风气逐渐消失,记功的制度也长期不存在,所以这两种文体都不多用,也就很少施行于后代了。今后的作者,应注意取其弘润、深远的特点。
    总之,铭主要是彰明器物,箴主要是轨范道理。应该牢记警戒的语言,而不要徒取铭箴的形式。要用这种贞正的勉励,来警戒人的实际行为。内容合于常道就能弘大,文辞则以简要为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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