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颂赞
    刘勰
    “四始”之至，颂居其极。颂者，容也，所以美盛德而述形容也。昔帝喾之世，咸墨为颂，以歌《九韶》。
    自《商》已下，文理允备。夫化偃一国谓之风，风正四方谓之雅，容告神明谓之颂。
    风雅序人，事兼变正；颂主告神，义必纯美。
    鲁国以公旦次编，商人以前王追录，斯乃宗庙之正歌，非宴飨之常咏也。《时迈》一篇，周公所制；哲人之颂，规式存焉。夫民各有心，勿壅惟口。
    晋舆之称“原田”，鲁民之刺“裘鞸”，直言不咏，短辞以讽，邱明、子高，并谍为诵。斯则野诵之变体，浸被乎人事矣。
    及三阎《橘颂》，情采芬芳，比类寓意，又覃及细物矣。至于秦政刻文，爱颂其德；汉之惠、景，亦有述容：沿世并作，相继于时矣。
    若夫子云之表充国，孟坚之序戴侯，武仲之美显宗，史岑之述嘉后，或拟《清庙》，或范《駉》、《那》，虽浅深不同，详略各异，其褒德显容，典章一也。
    至于班、傅之《北征》、《西巡》，变为序引，岂不褒过而谬体哉！
    马融之《广成》、《上林》，雅而似赋，何弄文而失质乎！又崔瑗《文学》，蔡邕《樊渠》，并致美于序，而简约乎篇。
    挚虞品藻，颇为精核，至云“杂以风雅”，而不变旨趣，徒张虚论，有似黄白之伪说矣。
    及魏、晋辨颂，鲜有出辙。陈思所缀，以《皇子》为标；陆机积篇，惟《功臣》最显：其褒贬杂居，固末代之讹体也。
    原夫颂惟典雅，辞必清铄。敷写似赋，而不入华侈之区；敬慎如铭，而异乎规戒之域。揄扬以发藻，汪洋以树义。唯纤曲巧致，与情而变。其大体所底，如斯而已。
    赞者，明也，助也。昔虞舜之祀，乐正重赞，盖唱发之辞也。
    及益赞于禹，伊涉赞于巫咸，并飏言以明事，嗟叹以助辞也。故汉置鸿胪，以唱拜为赞，即古之遗语也。至相如属笔，始赞荆轲。
    及迁《史》固《书》，托赞褒贬；约文以总录，颂体以论辞，又纪传后评，亦同其名。
    而仲洽《流别》，谬称为“述”，失之远矣。及景纯注《雅》，动植必赞，义兼美恶，亦犹颂之变耳。
    然本其为义，事生奖叹，所以古来篇体，促而不广，必结言于四字之句，盘桓乎数韵之辞；约举以尽情，昭灼以送文，此其体也。发源虽远，而致用盖寡，大抵所归，其颂家之细条乎！
    赞曰：容体底颂，勋业垂赞。镂彩摛文，声理有烂。年积愈远，音徽如旦。降及品物，炫辞作玩。
【译文】
    风、小雅、大雅、颂，是诗理的极至，颂是这“四始”的最后一项。“颂”的意思就是形容状貌，就是通过形容状貌来赞美盛德。从前帝喾的时候，咸黑曾作颂扬功德的《九招》等。
    从《诗经·商颂》以后，“颂”的写作方法就完备了。教化影响到一个诸侯国的作品叫做“风”，能影响到全国风俗的作品叫做“雅”，通过形容状貌来禀告神明的作品叫做“颂”。
    “风”和“雅”是写人事，所以有“正风”、“正雅”和“变风”、“变雅”；“颂”是用来禀告神明的，所以内容必须纯正美善。
    鲁国因颂扬周公之功而编成《鲁颂》，宋国因祭祀祖先而辑录《商颂》。这都是用于宗庙的雅正乐歌，不是一般宴会场上的歌咏。《周颂》中的《时迈》一篇，是周公亲自写作的；这篇贤人写成的颂，为颂的写作留下了典范。每个老百姓都有自己的思想，表达其思想的口是堵塞不住的。
    春秋时晋国民众用“原田每每”来赞美晋军，鲁国人用“麛裘而”来讽刺孔子，这都是直接说出，不用歌咏，以简短的话来进行讽刺。左邱明和孔顺，都把这种话当做“诵”来记载。这是有了变化的不正规的颂；颂本来是用以告神的，这种变化已渐渐用于人事了。
    到了屈原的《橘颂》，内容和文采都很美好，它用相似的东西来寄托情意，又把“颂”的内容推广到细小的事物了。至秦始皇时的石刻，乃是称颂秦始皇的功德。即使汉代的惠帝和景帝时期，也有描述形容的颂产生。所以，颂的写作是一代一代地相继不断了。
    如扬雄表彰赵充国的《赵充国颂》，班固歌颂窦融的《安丰戴侯颂》，傅毅赞美汉明帝的《显宗颂》，史岑称述邓后的《和熹邓后颂》，有的学习《周颂》，有的模仿《鲁颂》或《商颂》。这些作品虽然深浅不同，详略各异，但它们赞美功德、显扬形容，其基本法则是一致的。
    至于班固所写《车骑将军窦北征颂》，傅毅所写《西征颂》，就把颂写成长篇的散文，岂不是因过分的褒奖而违反了“颂”的正常体制！
    马融的《广成颂》和《上林颂》，有“雅”的用意却写得很像赋，为什么如此玩弄文词而远离“颂”的特点呢！还有崔珍的《南阳文学颂》，蔡邕的《京兆樊惠渠颂》，都是把序文写得很好，而精简了“颂”本身的篇幅。
    挚虞在《文章流别论》中对颂的评论，基本上是精确的，但其中说在颂的作品中“杂有一些风、雅的内容”，而不弄清其根本意义，这不过是徒然声张一些不合实际的议论，和古代对于铸剑可黄铜白锡相杂的谬论差不多。
    到了魏晋时期的杂颂，一般没有超越正常的写作规则。曹植的作品，以《皇太子生颂》为代表；陆机的作品，只有《汉高租功臣颂》较突出。不过，他们的作品中褒扬和贬抑混杂在一起，那是魏晋时期颂体已有所变化的作品了。
    “颂”的写作，本来是要求内容典雅，文辞明丽。描写虽然近似赋，但不流于过分华靡的境地；严肃庄重有如“铭”，但又和“铭”的规劝警戒意义不同。颂是本着颂扬的基本要求来敷陈文采，从广义的意义上来确立内容。至于细致巧妙的描写，那就随作品的内容而变化。颂的写作，大概情况就是这样了。
    “赞”的意思就是说明，就是辅助。相传从前虞舜时的祭祀，很重视乐官的赞辞，那就是歌唱之前要作说明的辞句。
    至于益帮助禹的话，伊陟向巫咸所作的说明，都是用突出的话来说明事理，加强语气来帮助言辞。所以。汉代设置鸿胪官，他在各种典礼上呼喊礼拜的话就是“赞”：这些都是古代留传下来口头上讲的“赞”。到司马相如进行写作，才在《荆轲论》中对荆轲进行了赞美。
    后来司马迁的《史记》和班固的《汉书》便借赞辞来进行褒扬或批评：那是用简要的文辞加以总结，用颂的体裁而加以议论；《史记》和《汉书》的最后，又各有一篇《太史公自序》和《叙传》作一总评，它和“赞”的名称是相同的。
    可是挚虞的《文章流别论》，却把这种“赞”误称为“述”，那就差得很远了。后来郭璞注《尔雅》，在《尔雅图赞》中，无论是动物植物都写了“赞”，内容兼有褒扬和贬抑。这和上面所说魏晋以后的颂一样，也是赞体发生变化之后的作品。
    从赞的本义来看，它产生于对事物的赞美感叹，所以从古以来，赞的篇幅都短促不长；都是用四言句子，大约在一二十句左右，简单扼要地讲完内容，清楚明白地写成文辞，这就是它的写作要点。赞的产生虽然很早，但在实际中运用不多，从它的大致趋向看，是“颂”的一个支派。
    总之，形容美德写成颂，赞扬功业写成赞；描绘形容和组成声韵，使文辞清晰而鲜明。这样的颂或赞，虽然年代久远，它的美好却像清晨那样新鲜。后世用颂赞来品评平常事物，往往就是炫耀辞采来作游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