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和科学的共同基础是人类的创造力，它们追求的目标都是真理的普遍性。
    艺术，例如诗歌、绘画、音乐等等，用创新的手法去唤起每个人的意识或潜意识中深藏着的、已经存在的情感。如李白（公元701—762年）在《把酒问月》中写道：
    青天有月来几时？我今停杯一问之。
    ……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
    而三百多年后，苏轼（公元1037—1101年）的《水调歌头》写道：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在咏诵这些诗的时候，它们的相似之点和不同之处同样感动着读者。尽管李白、苏轼生活的时代和今天的社会已经完全不同了，但这些几百年乃至一千年前的诗在今天人们的心中仍然能够引发强烈的情感共鸣。
    同样，我们现在阅读莎士比亚的著作，或者观赏莎士比亚的戏剧，不论是原文或译文，也有着和几百年前英国的读者观众相似的情感共鸣。
    情感越珍贵，反响越普遍，跨越时空、社会的范围越广泛，艺术就越优秀。
    科学，例如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等，对自然界的现象进行新的准确的抽象，这种抽象通常被称为自然定律。定律的阐述越简单、应用越广泛，科学就越深刻。尽管自然现象不依赖于科学家而存在，但对自然现象的抽象和总结是一种人为的，并属于人类智慧的结晶，这和艺术家的创造是一样的。
    在科学中，人们研究物质的结构，知道所有物质都是由分子、原子构成，原子又都由原子核和电子构成，原子核又由质子、中子组成，质子、中子又由夸克组成等等。
    人们认识了物质的基本结构，进而去认识世界和宇宙。
    科学技术的应用形式会不断发生新的变化，但其科学原理并不随这些应用而改变，这就是科学的普遍性。
    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科学上有两个关键性的发现，它们看上去似乎有些神秘，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无关。一个是迈克耳孙和莫雷在1887年做的光速实验，另一个是普朗克在1900年发现的黑体辐射公式。前者是爱因斯坦狭义相对论的实验依据，后者为量子力学奠定了基础。正是有了相对论和量子力学，20世纪的科技发展，如核能、原子物理、分子束、激光、X射线技术、半导体、超导体、超级计算机等等，才得以存在。因此，科学原理应用越广泛，在人们社会生活中的表现形式也越多样化。
    科学家追求的普遍性，是人类对自然现象的抽象和总结，它适用于所有的自然现象。它的真理性植根于科学家以外的外部世界，科学家和整个人类只是这个外部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艺术家追求的普遍真理性也是外在的，植根于整个人类，没有时间和空间的界限。尽管科学的普遍性和艺术的普遍性并不完全相同，但它们之间有着很强的关联。
    因此，科学和艺术的关系是同智慧和情感的二元性密切相联的。对艺术的美学鉴赏和对科学观念的理解都需要智慧，随后的感受升华与情感又是分不开的。没有情感的因素和它的促进，我们的智慧能够开创新的道路吗？而没有智慧的情感能够达到完善的意境吗？所以，科学和艺术是不可分的，两者都在寻求真理的普遍性。普遍性一定植根于自然，而对自然的探索则是人类创造性的最崇高的表现。事实上如一个硬币的两面，科学和艺术源于人类活动最高尚的部分，都追求着深刻性、普遍性、永恒和富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