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纵囚论
    欧阳修
    信义行于君子，而刑戮施于小人。刑入于死者，乃罪大恶极，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宁以义死，不苟幸生，而视死如归，此又君子之尤难者也。
    方唐太宗之六年，录大辟囚三百余人，纵使还家，约其自归以就死。是以君子之难能，期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其囚及期，而卒自归无后者。是君子之所难，而小人之所易也，此岂近于人情哉？
    或曰：罪大恶极，诚小人矣。及施恩德以临之，可使变而为君子。盖恩德入人之深而移人之速，有如是者矣。
    曰：太宗之为此，所以求此名也。然安知夫纵之去也，不意其必来以冀免，所以纵之乎？又安知夫被纵而去也，不意其自归而必获免，所以复来乎？夫意其必来而纵之，是上贼下之情也；意其必免而复来，是下贼上之心也。吾见上下交相贼以成此名也，乌有所谓施恩德与夫知信义者哉？不然，太宗施德于天下，于兹六年矣，不能使小人不为极恶大罪，而一日之恩，能使视死如归，而存信义。此又不通之论也。
    然则何为而可？曰：纵而来归，杀之无赦。而又纵之，而又来，则可知为恩德之致尔。然此必无之事也。若夫纵而来归而赦之，可偶一为之尔。若屡为之，则杀人者皆不死，是可为天下之常法乎？不可为常者，其圣人之法乎？是以尧、舜、三王之治，必本于人情，不立异以为高，不逆情以干誉。

【问题】
    1.对下列句子中加点的词的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是以君子之难能，期小人之尤者必以能也    期：要求。
    B罪大恶极，诚小人矣。    诚：的确，确实。
    Ｃ夫意其必来而纵之，是上贼下之情也。    贼：窥测。
    Ｄ不立异以为高，不逆情以干誉。    干：干涉。
    2、下列各组句子中，加点的词的意义和用法相同的一组是（    ）
    Ａ、盖恩得入人之深而移人之速，有如是者矣
    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
    Ｂ、纵而来归，杀之无赦
    郦元之所见，殆与余同，而言之不详
    Ｃ、及施恩德以临之，可使变而为君子
    尝以十倍之地，百万之众，叩关而攻秦
    Ｄ、不可为常者，其圣人之法可乎
    如吾之衰者，其能久存乎
    3、下列各句对文章的阐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欧阳修在文中第一自然段对比分析了君子和小人的不同，为第二自然段的叙议预设铺垫。
    B、作者在第二自然中指出，唐太宗“纵囚还家”的做法不近人情常理，品德好的人难以做到的事情，品德坏的人势必难以做到。
    C、作者认为和唐尧、虞舜、夏禹、商汤、周文王的法制比较起来，唐太宗的法制根植人情之中，不标榜特殊来显示高明，不违背人情来追求名誉。
    D、作者认为唐太宗之所以“纵囚回家”，是为了追求一种以德服人的好名气，并不是表明他真正的宽以待人，怀仁天下。
    4、把文言文阅读材料中画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9分，每小题3分）
    ⑴刑入于死者，乃罪大恶极，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
    译文：
    ⑵方唐太宗之六年，录大辟囚三百人，纵使还家，约其自归以就死。
    译文：
    ⑶又安知夫被纵而去也，不意其自归而必获免，所以复来乎？
    译文：
    5、简要谈谈欧阳修对唐太宗“纵囚”的看法。（3分）
    答：

【参考答案】
    1、Ｄ（干：谋取，谋求，追求）
    2、Ｄ（语气助词，表反问，难道）。Ａ前者用在主谓之间，取消句子的独立性；后者是代词，指远人，本国以外的人。Ｂ前者作连词，表示假设关系，如果；后者作连词，表示转折关系，可是。Ｃ前者作连词，表目的，来；后者作介词，拿，用。
    3、C（该项表述和原文意思相反，愿意应该是，作者认为和唐太宗比较起来，唐尧、虞舜、夏禹、商汤、周文王的法制根植人情之中，不标榜特殊来显示高明，不违背人情来追求名誉。）
    4、（1）刑罚重到判死罪的，一定是罪大恶极，这又是品德坏的人当中特别坏的人。（注意“于”、“乃”、“甚”及判断句式）
    （2）在唐太宗即位后的第六年，审查了判处杀头的三百多名罪犯，下令释放他们回家，约定他们到时候自己归来接受死刑。（注意“录”、“就”、“纵使”及定语“三百人”前置）
    （3）又怎么知道罪犯们在被释放回去的时候，没有想到他们只要自动归来就必定获得赦免，所以又归来的呢？（注意“夫”、“意”、“乎”及反问句式）
    5、答：作者认为唐太宗“纵囚”一事不近人情，不可为常法的，是一种“上下交相贼”的行为，指出国家的法治必须“不立异”，“不逆情”。
    参考译文：
    信用、道义应该体现在品德好的人身上，徒刑、死罪应该施加在品德坏的人身上。刑罚重到判死罪的，一定是罪大恶极，这又是品德坏的人当中特别坏的人。宁肯为正义而死，不肯随便侥幸地活着，因而把牺牲性命看作回家那样自然，这又是品德好的人当中尤其难得的人。
    在唐太宗即位后的第六年，审查了判处杀头的三百多名罪犯，下令释放他们回家，约定他们到时候自己归来接受死刑。这是拿品德好的人难能做到的事情，要求品德最坏的人一定要做到。那些罪犯到了期限，终于自动归来，没有一个过期的。这是品德好的人难以做到的事，却成为品德不好的人容易做到的事。这难道跟人情相近吗？
    有的人说：罪大恶极，的确是品德坏的人了；但是，等到施行恩德来对待他，可以使他转化成为品德好的人。因为恩德进入人的思想深，改变人的行为就快，是有这样的例子的。
    我说：唐太宗之所以做这些事，正是因为追求这种以德服人的好名气呀。然而怎么知道唐太宗在释放罪犯的时候，没有想到他们一定会回来希望赦免，所以释放他们的呢？又怎么知道罪犯们在被释放回去的时候，没有想到他们只要自动归案就必定获得赦免，所以又归来的呢？如果是唐太宗料到罪犯们一定会归来才释放他们，这就是上面窥测下面的心情；如果是罪犯们料到唐太宗一定会赦免他们才又归来，这就是下面窥测上面的心思。我只看到上面和下面互相窥测来凑成这种美名，哪儿有所谓施舍恩德的皇帝和那知道信义的罪犯呢？否则唐太宗对全国人民施行恩德，到这时已有六年了，不能使品德坏的人不干最坏的事，不犯最大的罪；却用一个短时间的恩德，就能使罪犯们视死如归，而且坚守了信用和道义。这又是讲不通的论调呀。
    既然如此，那么怎样做才对呢？我说：释放一批罪犯，如果他们到期归来，就杀掉他们，不要赦免。然后再释放一批罪犯，如果他们又归来，那就可以知道确实是被恩德所感召的了。然而，这是肯定没有的事情。至于释放后能归来就赦免他们，可以偶尔这样做一次。假如一再这样做，那么杀人的都可以不偿命了，这能作为治天下的正常法制吗？不能做正常的法制，难道是圣人的法制吗？因此，唐尧、虞舜、夏禹、商汤、周文王的法制，一定要植根在人情之中，不标榜特殊来显示高明，不违背人情来追求名誉。